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171期。在解放战争的整个时期，“纵队”一直是我军重要的战斗单位优配送，各大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几乎都以“纵队”形式进行编制。到了1949年，为了适应新的战争需求以及战场形势的变化，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军制改革，决定将纵队改编为军，并将每个军隶属到更高一级的“兵团”中。经过这一系列调整后，全国的野战部队共编成了16个精锐的主力兵团，这些兵团可谓是解放军的王牌部队。那么，究竟是哪些将领能够担当起这16个兵团的首任指挥官呢？我们一一来看。
在一野方面，第1兵团的指挥官是王震，他在红军时期曾担任红6军团的政委，成为兵团司令之前，他曾是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司令员；第2兵团的司令员许光达，他在鄂西地区红军战斗中表现突出，曾担任过红军师长，解放战争的前半段，他是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员；第18兵团的周士第，他的资历比前两位更加丰富，早在南昌起义时便是国民革命军第25师的师长，红军时期担任过二方面军的参谋长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担任了晋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；第19兵团的杨得志，则是典型的“双红一”将领，在红军时期曾担任红2师的师长，解放战争时他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司令员。
展开剩余75%在二野方面，第3兵团的指挥官陈锡联，红军时期他在四方面军任职，曾担任第11师的政治委员，解放战争初期优配送，他是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员；第4兵团的指挥官陈赓资历非常深厚，在南昌起义时他是营长，后来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、一方面军的师长等职务，解放战争中他是“陈谢大军”的主力指挥官，长期受到中央的直接调度和指挥；第5兵团的司令员杨勇，红军时期曾担任一方面军多个师的政治委员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出任了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。
在三野方面，第7兵团的指挥官王建安，他是四方面军的名将，红军时期曾担任红4军的政治委员，解放战争期间他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的副司令员；第8兵团的司令员陈士榘，早在秋收起义时就已参加革命，他是毛主席的亲信将领，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，负责指挥许多关键战役，尤其在淮海战役期间，他亲自带队支援双堆集；第9兵团的宋时轮，他曾是红30军和红28军的军长，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的司令员；第10兵团的叶飞，红军时期他担任过闽东独立师的政委，参与了南方的游击战争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。
在四野方面，第12兵团的指挥官萧劲光，红军时期曾担任红7军团的政委，解放战争时他是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（即后来的解放军第12兵团）的司令员；第13兵团的程子华，他在红军时期曾任十五军团的政治委员，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了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（即后来的解放军第13兵团）的司令员；第14兵团的刘亚楼，他是“双红一”的代表人物，任职兵团司令之前，已经是野战军的参谋长，并且是“林罗刘”三人组的核心之一，1949年初，他亲自指挥了天津战役；第15兵团的邓华，同样是“双红一”干部，在解放战争前期，他担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的司令员。
总结来看，这些将领有三个共同特点。首先，他们大多在红军时期至少担任过师级或更高级别的军官，早期的革命经历非常出色，部分人曾在军级或军团级任职；其次，在1949年担任兵团司令员之前，他们几乎都是解放军一线的作战指挥员，随时能够应对复杂战场的需求；第三，除了程子华因为调入政府机关而未能获得军衔外，其他人都获得了上将以上的军衔：其中，陈赓、萧劲光、许光达被授予了大将军衔，另外12人则被评为开国上将。
除了这16个兵团之外，1949年下半年，我军又新增了21兵团、22兵团和23兵团，分别由陈明仁、陶峙岳和董其武将军担任司令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三个兵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从原国民党军起义部队中发展而来的，因此这三位司令员的革命履历与之前的16位兵团司令员有所不同。因为起义的贡献以及统战的需要，他们在1955年9月都获得了解放军上将军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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